許紀霖：00后的焦慮與走向
原創 作者：錢麗娜 石丹 /
發布時間：202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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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小時代到大時代，從“小確幸”到大夢想，從追求外在物質到轉向內在精神，從自我認同到多元理解，從追求“強者邏輯”的富強到突顯 “人的尊嚴”的文明，乃至一代人的心理情緒和心理動機對一國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帶來的重大影響，所有這一切，都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觀瞻歷史的重要性。
如今，00后已經有部分群體成年，這些成年的00后歸屬于“Z世代”（1995—2009年），他們的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經歷了中國經濟的蓬勃向上，對未來充滿樂觀，但是與95后不同的是，他們還未親身體驗創新創業的紅利，便遭遇了全球化的變局。經濟預期的陡然轉弱以及不甚明朗的外部環境，將會對他們的成長帶來怎樣的影響？
這意味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刻都需要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往往會以驚人的相似度再現大歷史觀，可以幫助我們把握現在，審視未來。《商學院》記者通過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許紀霖的對話，試圖部分撕開那蒙眼的布條，審視那“來路”與“去路”。
00后，未老成先老化
許紀霖教授的一項研究是從中國代際更替來看一代人的社會化心理，其研究框架將中國當代人群分為三代：第一代是50后、60后，稱為“啟蒙的一代”；第二代是70后、80后，稱為“承上啟下的一代”，這一人群既有上一代的理想主義氣質，也有新一代世俗和現實主義的一面；第三代是90后、00后，稱作“新人類一代”。他們與“啟蒙的一代”在觀念與心理上的差異，構成了嚴格意義上的兩代人。
但是，在幾個世代中，出生、成長環境最好的00后（指接近或已經成年的00后）卻由“樂觀一代”轉向成為“保守一代”。心態未及老成，卻先走向老化，個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許紀霖觀點綜述：對不同世代的研究，首先要看他們的成長環境。初代00后出生時，中國經濟正處于強勁發展的階段。這一代人對國家高度認同，可以稱為“自然紅”的一代。本來他們對未來是沒有憂慮感的，自認為生長在一個小時代里。小時代是相對大時代而言的，按照魯迅的說法，大時代不是死，就是生。但小時代就像郭敬明導演的電影那樣，歲月靜好。然而差不多在00后即將大學畢業之際，他們驀然感受到了外部環境的巨變，形勢變得嚴峻起來。外部環境的變化帶來兩個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早先，00后有一種矛盾心理，對國家前途信心滿滿，但是對個人未來憂心忡忡，似乎這是脫節的“兩張皮”，但是這幾年外部環境遇冷后，“兩張皮”合二為一了。為了求穩，他們更多地選擇考公，進入體制。由于這些轉向，00后也被稱為“保守的年輕人”。
第二個發現是，00后患上了“社恐癥”。伴隨三年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新媒體的助力，他們面對面交流的能力在減弱，從而成為“鍵盤俠”。
“社恐癥”又催生了00后群體的一個現象——考研潮、“鍵盤俠”以及同類群體聚。為了逃避就業，00后趨之若鶩地去考研，導致這兩年考研人數迅猛增長。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統計，2019年全國考研人數為290萬人，2022年達到457萬人。校園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們的“伊甸園”，暫作避世之用。
近兩年，00后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的積極性大不如從前，但只要把討論搬到線上，通過鍵盤，他們倒是很活躍。若將這一特點帶入職場，管理者將很難與他們面對面進行溝通。
00后有很多的性格特點是被新媒體決定的。他們接觸的是同類人，進同類的群，從而形成共同的愛好和共同的價值觀，漸漸地，他們不再習慣與不同的人交往，但這只是表象，實質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相應的訓練，導致缺乏有效的溝通能力。他們通過社交媒體或文字來表達的自我和面對面交流所展示的自我是有差異的，但顯然，00后面對面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弱。
《商學院》：既然與00后交往有那么多的“規矩”，怎樣才能走進他們的世界？
許紀霖：走進00后的途徑是“分享”與“陪伴”。分享意味著彼此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不會讓他們內心產生反感。“陪伴”的前提是成為他們的同類人。00后喜歡與同類人交往，所以需要對他們的愛好表現出同樣的興趣，這是一個雙向奔赴。
中國的文化傳統遵從的是等級制，以血緣、地緣或是其他關系構成了某種等級。這種等級關系就是一種身份，不同的身份對應著不同的禮節。但是00后沒有這個觀念，他們不僅要求在人格上得到他人的尊重，還要在情感上得到關懷。
00后習慣于通過社交媒體交流，這種交流我稱之為“符號性交流”。但在面對面的交流中，會有身體語言交流和氣場交流，從而帶來一種溫馨感，這是文字交流所沒有的。00后是情感動物，當與他們面對面交流時，諸如說話語氣、肢體語言等細節會莫名地打動他們，讓他們找到良好的感覺。如果企業能夠提供這樣一種感覺，即便是“996”，他們也是樂意的。
小目標式生存的一代
“Y世代”崛起之時，“改變世界”的信念如同空谷回聲，通過互聯網，激蕩起創業創新的浪潮。而當下，“Z世代”的語匯卻變成了“一屋兩人三餐四季”“簡法生活”“限制循環”。“Z世代”的注意力從“建功立業”轉向“經營好自己的生活”，再不行就“躺平”，為什么當今的年輕人開始崇尚低欲望生活？
許紀霖觀點綜述：70后、80后的成長遇到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紅利與人口紅利，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因而是否擁有宏大的人生規劃與時代背景有關。但是今天00后所面臨的情況是，未來是高度不確定的，甚至連小目標都成為奢望。“愛拼才能贏”這句話對他們已經沒有說服力了。那么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就放棄了某種特定的追求。“躺平”并不意味著不干活、啃老，而是放棄了某種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隨遇而安。
所以，這代人中間流行燒香、算命，安之若素地把一切都歸結為命。這一精神逃避是應對不確定年代的某種心理上的自我保護。你越是給他們鼓勁，他們越覺得你荒謬。
今天，我們在分析經濟時，采用的是客觀指標，但經濟活動是由人創造的，它取決于人的主觀心理動機。人們的信心一部分來自環境因素，一部分來自心理因素，心理情緒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考量點。
《商學院》：從歷史角度來看，全球有哪些國家曾經遭遇年輕世代“躺平”的現象？對我們的啟發是什么？
許紀霖：這個問題可以看一下日本。日本在經歷了七八十年代的高速發展之后，隨著經濟泡沫的破裂，進入了停滯的30年。日本在經濟停滯時，年長者和年輕代際是有差異的。年長者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紅利，因而有不錯的經濟基礎，有錢有閑可以四處游玩。今天中國旅游的主力也是老年群體，有些老年人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輕人的工資還要高。
日本在失去的30年間，年輕代際的工資收入遇到天花板，所以他們只能采取低欲望的方式來應對。現在中國的年輕人普遍開始存錢，今年“五一”淄博燒烤走紅就與此相關。
日本與中國不同的是，雖然兩國都在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但畢竟日本在進入經濟停滯前，人均收入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整個社會的保險機制較為健全，中國與之相比還是有差異的。
《商學院》：年輕代際追求“躺平”，或者追求“小確幸”的生活方式，這會對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許紀霖：“小確幸”一詞來自日本，它指追求當下小小的快樂，追求確定性的幸福。當年輕一代不再像上一代有某種夢想，但生活還過得去時，“小確幸”便應運而生，從而形成了一代人的心理。
這種心理對日本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一些傷害。比如說日本早年在科技領域是全面領先的，但今天，雖然日本產業依然很厲害，但是像手機、互聯網等產業都不再處于頭部，顯然這與一代人的“小確幸”心理是有關系的。創新、創業是需要野心、需要冒險、需要夢想的，而不是“小確幸”。
從關注外部世界轉向關注內在體驗
“絲滑”，這是過往不少中國年輕人與全球相融的感受。“絲滑”不僅指中國年輕世代順理成章地出國求學、旅游，還指他們與世界各國的同齡人擁有共同的愛好，聚在共同的群落，到地球村的一角只差一個飛行的距離。而當無力影響外部環境時，年輕世代開始轉向了內在體驗。
許紀霖觀點綜述：中國最關注外部世界的是50后、60后一代，他們認為個人命運是與家國天下的命運緊密相聯。國家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好，個人才會好，因而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此后的年輕世代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度在逐步減弱，這是因為外部世界具有確定性，因而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的獲得性享受。但是到00后，這種獲得性享受的空間被壓縮，變得越來越有限了，這時他們開始轉向內在。轉向內在的原因不僅與外部環境的改變有關，也與這代人越來越注重精神世界和體驗有關。
加拿大哲學家麥克弗森曾提出“占有性個人主義”概念。他指出，現代人的個人主義是占有性的，自我的定義來自個人所擁有的外在物質，但這是指物質主義的一代。在我的觀察中，今天的年輕一代進入了“后物質主義時代”，不是不注重物質，而是更注重內心感受。
“后物質主義”的表現是，在享受物質時，不太注重物質的物理功能，甚至也不像老一代人那樣重視物質的品牌功能，因為品牌具有身份功能。
年輕一代，特別是90后、00后目前的收入支撐不了高消費，從而導致他們無視品牌，更注重消費帶給自己的主觀體驗和心理體驗。如果能給自身帶來愉悅的心理體驗，這是他們最樂意接受的。
因而，年輕一代的物質性中蘊含著強烈的精神性，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內在轉向。
《商學院》：年輕代際轉向內在體驗的過程催生了哪些全新的社會現象？
許紀霖：如今，年輕人中間流行的并不是大品牌，而是一些新創的、帶有強烈個性的小品牌。年輕代際忙于去這些品牌處打卡、種草、拔草，在朋友圈和小紅書上曬，從而形成了一種氛圍，一個不留神，一個小品牌就變成了“網紅”。
年輕世代消費看顏值，對上眼，感覺好了，從而獲得內在的愉悅感。比如，今天很多網紅餐廳并不是高檔餐廳，但因為在裝修和情調上比較獨特，年輕人消費得起，與他們的“欲望”相匹配而走紅。到網紅點打卡，這是一種時尚，但更是一種“我與時代沒有脫鉤”的自我證明。
尋找自我認同
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副產品是大量年輕人背井離鄉甚至飄洋過海。當人離開家鄉時，就出現了身份認同的問題；而離開故國時，又出現了文化認同的問題。越流動越渴望尋根，身在異鄉的“我”究竟向哪里尋找安全感與認同感？
許紀霖觀點綜述：“根”是一個有關認同的問題。“你是誰？”這個問題自己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它歸屬于你從哪里來，你是哪一群人。這個問題與流動性有關。當你一輩子不流動時，就不會存在“根”的問題。到了外省，“鄉”的觀念就出現了，出國以后，這個身份認同擴大到了國。當身份認同發生在一個更大的流動空間時，“根”的概念就變得更為廣義，所以它一定和流動有關。
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在十三四歲時跟著母親到了美國。母親希望女兒學習中國文化，但正在上中學的女兒更希望融入美國同學，她不想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因而起先非常抵觸。等到她考上MIT（麻省理工學院），美國同學所擁有的一切她都擁有了，那時她為了證明自我，不再追求異中求同，而是更關注同中求異，突然之間，就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她要在美國這個多元社會里，證明自己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你擁有中國背景，了解另一種文明，反而顯示你更加優秀。所以這是一個成長過程，它不是固化的。
《商學院》：由身份認同，我們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在復雜的大環境之中，年輕世代如何做到不偏執、不偏激，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世界？
許紀霖：我們現在不斷地強調弘揚中國文化，但前提是，你需要知道世界，才能知道中國在世界版圖中的位置，僅僅看一種文化是看不出獨特性的。
我們先不要追求觀察世界的完整性，世界這么大，不可能看全，但你要了解世界的多元性，不是只有一個制度、一種文化。你對多元性了解得越多，對世界的理解就越深刻，對自我的理解也會越深刻，選擇空間和個人自由就會越大。
文化是一個生命感受，它是由不同的生活體驗所構成的。我在大學里教授中國文化概論課時，會放在一個比較的背景中來思考討論，而不是就中國文化談中國文化。所以從這點而言，你越了解世界就越了解中國。話也可以倒過來說，越了解中國，也就越了解世界。這個世界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獨特，前提是要學好外語。因為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維習慣。
競爭的底線
中國年輕一代出生成長的環境中彌漫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成為生活的常態，這使得他們相信強者的邏輯。
許紀霖在《啟蒙如何起死回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一書的自序中寫道，綿延了一個半世紀的強國夢之中，實際包含著兩個夢想：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在現代中國大部分歲月，一直是“一個夢遮蔽了另一個夢”——富強壓倒了文明。而在“富強夢”的背后，有一整套從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識形態，這就是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也造就了中國的現實。中國崛起之后，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如何實現一種既不脫離世界的主流價值，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文明道路。
許紀霖觀點綜述：市場經濟的本質是通過競爭來獲取優質資源。但競爭并不是唯一的生存邏輯，還要受到啟蒙傳統的制約，即人是目的。最值得珍惜的是人類整體利益和每個人的生命，而不是競爭環境下的個人利益。
“曼哈頓計劃”首席科學家奧本海默憑借正義的理念打敗了納粹，但他心中始終有個道德負擔，他意識到核武器有可能被濫用，平民將為此付出代價。
奧本海默除了懷有抽象的正義原則以外，他還心懷馬克思·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這是對人類的整體利益，對每個人的生命擔當。他認為，戰爭結束以后，不應該再生產核武器。他的擔當不是停留在所謂國家與國家的競爭層面，而是高于“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不是強者邏輯，反而是弱者的邏輯，即怎么保護弱者。
競爭是社會運轉的一套模式，但要受到更高級文明的制約。如果一個社會只有強者邏輯，沒有人的尊嚴，最后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商學院》：中國的年輕一代擁有怎樣的價值觀？他們能夠成為向善社會的中堅力量嗎？
許紀霖：有些年輕人在價值觀上是虛無主義者，他們不承認底層的基本價值，不明是非善惡。曾經有個90后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內心沒有生命，沒有生而為人的尊嚴。但在最基本的倫理道德中，這樣的觀念都是禁忌。
所以年輕一代需要補上的是基本價值觀這一課。現代社會不是非洲叢林，我們既要尊重多元化，也要遵守倫理道德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最基本的文明。
尾聲
在采訪臨近結束時，記者問許紀霖教授一個問題：從教幾十年來，在哪個時期，作為歷史學家的您是最被需要的？
許紀霖說他覺得就是這幾年。當人們對于未來總是持有樂觀態度時，人們是不需要了解歷史的，因為未來是可預見的。但是這些年，人們普遍對未來充滿焦慮感、恐慌感和迷惑感，于是有不少人開始想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的底層邏輯，他們對歷史產生了真正的興趣，要通過歷史認識當下。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歷史反而成為大家渴望展望未來的一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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