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可

ID | BMR2004

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2024年被普遍認為是企業出海元年。但實際上，早在2023年初，眾多企業已悄然布局東南亞市場，為這一波出海浪潮奠定了基礎。

企業在出海東南亞時，無論是進行商業活動、旅游考察還是風險管理，都必須具備對東南亞地區宏觀環境的深刻認知，這是出海成功的關鍵。

宏觀認知涵蓋地緣政治環境、國家政策、雙邊關系以及經濟結構和產業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周期性變化。在這些宏觀周期的變化中，東南亞地區經歷過的諸多起伏和轉型。

“企業勝任力”這一概念已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同時，政府部門，特別是教育部門，也開始日益關注并重視“全球勝任力”的培養。因為我們越來越需要與世界不同地區進行交流，要具備勝任國際交流的能力，而更高層次的國際交流則體現在商業領域，即通過經商實現盈利。

然而，商業活動的目的不僅在于自身盈利，更在于共同發展，這正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核心。“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核心原則之一，它不僅考驗我們對國家政策和出海戰略的理解程度，更要求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出真正的勝任力。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東盟國家研究中心主任翟崑，對中國-東南亞關系以及如何構建全球勝任力進行了深入解讀。

翟崑認為，企業的出海之路，核心競爭力并非單純的產品優勢，而是在目標市場中能否生存并發展壯大，能否與當地社會和諧共處，實現互利共贏。這種能力才是真正的全球勝任力，也是領導力的重要體現。

從地緣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所面對的東南亞已超越了傳統地理和經濟范疇，它是一個在中美之間保持獨立立場、具有復雜地緣政治格局的“東南亞世界”。

東帝汶位于印尼與澳大利亞之間，從傳統地理上劃分，它屬于東南亞的一部分。1976年東帝汶并入印尼，21世紀初獨立后一直尋求加入東盟，但尚未成功。與此同時，中國已有計劃著眼于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綠色金融等創新性支持來幫助東帝汶，這種支持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劃分和經濟合作。

出海企業通常將新加坡、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作為目的地。某新能源汽車企業曾向印尼捐贈了一批小型電動車，受到當地歡迎。如今，該企業以印尼為中心設廠，將產品銷往非洲。因此，企業在投資東南亞市場時，不應僅局限于東南亞地區，而應從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角度進行布局，這已突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

如今 ，東盟正以一種整體性的姿態發展，它擁有強大的內生動力、豐富的人口紅利以及良好的投資環境，形成了一個有潛力的發展區域。盡管外界對其一體化進程存在質疑，但東盟國家的決心和行動表明，他們正朝著建立統一市場的目標邁進，未來可能會形成更具深度的經濟合作框架。

東盟十國作為一個整體，已制定多種經濟發展戰略，如互聯互通和智慧城市戰略，以此吸引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美國和歐盟在內的多國支持與投資。同時，通過與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或更緊密的經濟伙伴協定（EPA），確保自身安全并吸引投資。同時，東盟國家不局限于單一發展模式，而是引入多種模式和技術，并從中篩選中高端技術以推動發展。

最重要的一點是，東南亞國家總體上并未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美國構建了龐大的同盟體系，如‌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和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試圖通過軍事同盟和安全機制限制中國發展，在安全上遏制中國。然而，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展現出高度智慧和靈活性，沒有選邊站隊，以避免地緣政治風險。這種策略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外交和經濟空間，也為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了貢獻。

同時，正是因為不確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一些出海企業擔心局勢惡化可能會對其產生惡劣影響。所以這也要求企業領導人必須具有較強的風險意識，要對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有清晰的認識。

總結而言，東南亞已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平面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立體的、綜合的、極其復雜的“東南亞世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不僅涉及各個國家，還涉及東盟作為一個整體組織，以及大國與東盟合作框架和東南亞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從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來看，盡管東南亞地區仍然是全球最佳投資地之一，但并非風平浪靜，實則是一個“風高浪急”的風險匯聚之地。

當前，中國企業出海時考慮最多的是不確定性極高的宏觀環境。比如，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回歸，他的政策走向尚不明確。盡管他上一任期對東南亞地區關注度相對較低，但疫情期間他曾試圖在南海問題上制造事端，所以他的回歸可能帶來一些新的變數。特朗普所提倡的政策與前總統拜登的多邊合作政策有所不同，他或許會推出新的經濟策略和技術手段，尤其在科技領域。美國可能會推出更多的具有替代性的技術，這些未來的不確定性要求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除了中美關系帶來的風險外，東南亞地區也存在多種風險，例如賭博、電信詐騙等犯罪行為。這些犯罪行為也會不斷地升級，技術手段日益先進。所以，對于一些比較危險的地區，最好的選擇是避免前往。

政策風險也是一個重要方面。2024年以來，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出臺了一些限制中國特定行業發展相關的政策。這并不完全是對中國企業的針對性政策，而是當某些行業的發展可能影響到本地企業的利益或社會經濟穩定時采取的相應措施。這可能是一種經濟民族主義的體現，也可能是基于各國自身的利益和發展需求。所以中國企業進入東南亞市場時，需要充分了解當地政策和市場環境。

此外，東南亞地區還面臨著沖突風險。當前，全球范圍內沖突不斷，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以及敘利亞局勢對東南亞市場產生一定影響。緬甸陷入內戰、內亂、內爆，不宜投資。這些系統性的風險也是出海企業綜合考量的因素。

目前，各種風險分析報告層出不窮，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每年都會發布多份詳細的風險評估報告，涵蓋不同行業和地區，一些知名的風險評估公司也提供類似的服務。企業需要通過這些專業服務來評估投資風險。中外不同機構的風險評估結果可能存在差異，其原因在于它們的價值觀和評估方法不同，因此對于中國企業在東南亞的風險評估和預判不一致，要多看多比較。過去企業可能更多關注西方的風險評估，但現在也要多關注和咨詢中國的風險評估。

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視角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在中國企業出海東南亞市場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學術界和智庫界也在呼吁建立“中國-東盟統一大市場”。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關系可以用“有效市場、有為政府”來概括。

推動企業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驅動力無非是市場和政策。從市場角度看，東南亞地區正逐漸成為全球投資的匯聚地，原因在于該地區市場年輕、人口眾多、政策友好且社會相對穩定。這些因素使得東南亞地區成為全球產業轉移的首選地之一。

從政策角度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提出，應加強與該地區的經濟合作。基于此，中國選擇與東南亞國家建立自貿區，這是一項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決策。同時，我們保持多予、少取的態度，在合作中更多地考慮對方的利益。針對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中國還提出了“早期收獲計劃”，幫助這些國家更快地從合作中受益。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不僅推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升級，還聯合推出了一個更大的自由貿易區——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貿區，涵蓋15個國家，包括東盟10國、中日韓3國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RCEP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不斷深化。當時，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形式主要是“10+3”（東盟+中日韓）。隨著合作的推進，美國意識到自身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不足，于是允許新加坡等國推動了“10+6”框架（東盟+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

隨后，美國在奧巴馬時期進一步推動了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試圖通過主導區域經濟合作來制衡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然而，TPP的提出導致了東南亞區域合作的碎片化，為了應對這一局面，東盟國家共同推動了RCEP的建立。

這一成就的背后是東盟國家和中國堅定的政治決心和戰略眼光。RCEP的簽署不僅標志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大突破，為各國在疫情后經濟復蘇和產業鏈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RCEP的簽署對中國尤為重要。2020年疫情暴發后，全球產業鏈受到嚴重沖擊，中國提出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旨在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推動經濟復蘇。RCEP的制度性框架為中國與東盟及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對接，RCEP成為中國與亞太地區國家進行制度性合作的重要平臺。

在當前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下，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關系需要進一步深化和緊密。因此，我們不再簡單地強調“走出去”，而是強調“走進去”，即深度融合到當地市場和經濟體系中。這種深度融合不僅僅是市場拓展，更是產業鏈的延伸和整合。

從新的商業文明角度來看，“走進去”要求的不是簡單“出海”，而是深度“入局”。同時，中國企業應與當地共建新的商業文明，而非單方面“塑造”當地秩序；企業應摒棄“降維打擊”的心態，轉而提升自身的勝任力，實現與當地社會的互利共贏，構建內外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在思想意識層面，企業需要轉變觀念，從單純的市場拓展轉向深度融入和共建。這不僅要求企業具備更強的市場競爭力，還需要在文化、社會和政策層面進行深入理解和適應。

例如，國家倡導的“標志性”項目和“小而美”項目就體現了這種合作模式的多樣性。標志性項目如雅萬高鐵、中老鐵路，展示了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強大能力；而“小而美項目”則更注重在細分領域的合作，為當地帶來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當前，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模式正在不斷整合和升級。例如，智慧城市建設項目需要數字基礎設施、電力能源以及面向消費者的多種服務，這就需要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種復雜的產業鏈需要大型央企的引領和中小企業的協同合作。

中國企業在全球智慧城市領域的全產業鏈優勢，使其能夠在東南亞市場發揮重要作用。此外，許多商會、協會和專業機構正在設計和推動這種新的合作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是共建，而非單方面的輸出。所以，中國企業需要提升在東南亞地區的勝任力，增強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度，從而實現真正的“走進去”。

基于這四個方面，我們能看出，企業要進軍東南亞市場或其他地區時，都應懷有敬畏之心，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深入了解東南亞市場的實際情況。同時，企業也要深入學習當地的商業邏輯，包括價值鏈、產業鏈和財富鏈，突破自身的局限性，提升全球勝任力，實現與當地社會的共同成長和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