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成人禮到五四青年節：青年的自我約束和解放
原創 作者：王敬雅 /
發布時間：2024-06-04/
瀏覽次數：0次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青年，每個時代也都有自己的“青年節”。“五四”青年節源于我國1919年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這次運動也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1939年，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決定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
在很多文化中，青年是一個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和成年有相同的含義。在我們的日常理解中，青年是一個人依法享有平等待遇的開始。在許多國家，成年的年齡通常為18歲。今年的“青年節”已然到來，在此之際，我們聊一聊古代的“成年禮”和現代青年意識的形成，體會我國青年如何從自我約束最終走向自我解放。
古代成人禮儀式是如何進行的
冠禮把一個自由無拘的少年帶入禮樂文化場域的同時，也通過禮制體現了宗法社會對其責任成員的引導、規約和期望。
歷史文化的現實差異產生了不同的“成人禮”儀式。大汶口文化行拔牙式，歐洲一些民族行割禮式，吳越地區居民行紋身、斷發，中原文化則行冠笄式，這些古老的儀式都有標志性的特征，它們往往采取某種方法制造一種或數種符號作為“成人禮”的象征，使部落成員享有規定的權力，如拔牙、割禮、染齒、梳頭、冠笄等，都起源于直觀的標志意義。
中國傳統的成年禮稱為“冠禮”，又叫“加冠”，本意就是帶上帽子。《儀禮·士冠禮》中記載：“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中國人很早就開始以“冠”區別身份。至少在夏代末年，冠禮就已經產生。西周時期禮制成熟，奠定了古代傳統宗法倫理型社會的基本結構。春秋戰國時期《儀禮》成書，禮制實踐則早于禮書的編修。作為禮之始的冠禮，其基本的儀式表現和行為模式在兩周時期就已在貴族階層確立與普及。
《周易·系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當中華民族開始邁入文明的門檻時，衣冠服飾就作為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了政治化的功用。先秦時期以冠名服，“冠禮”實際上不僅是加冠，也包括易服。
父親在宗廟中為其子舉行冠禮，要先筮日、筮賓，通過占卜確定冠禮的日期和邀請的賓客。之后會派人到賓朋家中說：“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愿吾子之教之也”，邀請其出席。嫡長子加冠鋪席之處在阼階之上，即通常主人所在的位置，表明受冠者今后將會代替父親主持家事、外參國政，決定家族的承繼、繁衍與興衰。正賓揖請將冠者入席，為受冠者加冠后又向其行揖禮，三加后行敬酒禮。
加冠是冠禮的中心環節。正賓洗手后將受冠者頭上包發的帛扶正，然后走到西階下一個臺階，“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從有司手中接過緇布冠，進到冠者席前，先端正自己的儀容，然后向受冠者致祝辭：“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然后為受冠者戴上緇布冠。受冠者起身回到房中，脫去彩衣換上與緇布冠相配的玄端服出房，面朝南向來賓展示。此為初加冠，象征著受冠者將有權治理人事，即擁有人治權；正賓再給受冠者加上皮弁和爵弁，儀式與初加基本相同，但在第二次加冠時，正賓需從西階下兩個臺階，再次向受冠者祝辭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此象征著受冠者將介入兵事，擁有兵權；第三次加冠，正賓需從西階下三個臺階，向受冠者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此象征著受冠者擁有祭祀權，為社會地位的最高層次。
三次加冠，由布冠到爵弁，冠服愈來愈尊貴，隱含著對冠者（意指成年人）德行能與日俱增的祝愿，《冠義》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每次加冠后正賓都會給冠者不同的祝詞，教育冠者要拋棄童心，培養成人的志向德行和責任感，保持成人的威儀不懈怠，謹慎修習成人之德。
冠者加冠后拜見母親、兄弟、國君、鄉大夫、鄉先生時，眾人根據自己與冠者身份、關系的差異都給予了不同的禮遇和尊敬。“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從上述整個典禮的流程可以看出，冠禮一個環節接著一個環節，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有特定的儀式和行為，莊重有序、繁而不雜。這種精心而獨特的設計，蘊含著豐富的禮學思想，在家庭、社會和國家的共同參與下，一步步引領青少年從孩童過渡到成人，實現角色的轉變和轉換。《禮記·禮運》云：“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冠禮把一個自由無拘的少年帶入禮樂文化場域的同時，也通過禮制體現了宗法社會對其責任成員的引導、規約和期望。
古代男子成年要束發戴冠（帽），故稱“加冠”；女子成年則要盤發插笄（簪），故稱“及笄”。傳統中國“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使女子成人多與婚姻、家庭相關。《禮記·內則》言：“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纴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女子及笄禮由主婦組織、女賓主持，插笄后行醴（讀“l¨?”，意為酒）禮，并取字。笄禮與冠禮儀節相似，二者的功能意義也是一致的。
一條自我約束的界限
為冠者命字，不僅是表示對父親所取之名的敬重，更是賦予冠者一個成年人、社會人的標志。
古代的成人禮并不僅僅是一日的禮儀，而是復雜的社會規訓工程中的一個環節。《禮記·內則》記載了周代貴族子弟舉行冠禮前所應接受的教育：“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后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上述這段話指的是，古人八歲開始學進退應對之禮節，循序漸進地接受日常生活中一些基本行為規范的訓練；二十歲成為士君子階層的一員，學習治理國家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踐行修齊治平、內圣外王之道。冠禮，標志著一個幼童已經完成了既有規則對他的訓練，可以以成人的身份踏入社會了。
冠禮之后，成年人會得到一個“字”。《儀禮·士冠禮》中說：“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禮的命“字”，是為了表示對父親所取之名的敬重。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注曰：“名者，質，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名”可以用來自稱以表示謙恭，在中國古代社會的人際交往中，只有尊者對卑者或者長輩對晚輩可以直呼其名，晚輩對長輩以及平輩之間則以字相稱，以示尊敬。
關于“字”與“名”的關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錢玄認為：“從形式說，字比名多了幾個字，如‘丘’是名，‘仲尼甫’是字；從內容說，增加一些尊敬的涵義。伯、仲、叔、季不單純表示序數，而且有尊敬意義。‘丘’是自稱和家里人稱呼的名，外面人不便直呼其名，所以換了個意義相同的字‘尼’。‘甫’或‘父’，這是男子的尊稱。所以字是從名派生的，供外人稱呼的，含有鄭重、尊敬之義。”
為冠者命字，不僅是表示對父親所取之名的敬重，更是賦予冠者一個成年人、社會人的標志。《禮記·冠義》中說：“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兒童沒有“字”，有了“字”就意味著已“成年”。“字”是屬于個人專有的社會符號，從此有別于其他社會成員。所命之字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符號，而是需要冠者在以后的人生實踐中不斷用禮義去詮釋這個新身份，用道德去豐滿它，使之成為一個社會予以敬重的符號。
加冠不僅是成年的標志，還是貴族身份等級的標志。先秦時期，并不是人人都可戴冠。《釋名》說：“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見平民不加冠，只有士以上的貴族才可戴冠。公元前480年，一向勇武有力、性格伉直的孔門弟子子路（仲由）卷入了衛國的動亂，結果被人砍殺，連冠纓都砍斷了。子路臨死前平靜地說：“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從容地戴好帽子，系好冠纓，體面地死去。貴族像珍視生命一樣珍視冠冕，實際上是珍重身份。
從約束走向解放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愛國運動，更是一場對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挑戰，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自覺表達。
冠禮始于三代（夏商周），興于兩漢，但是經過魏晉亂世幾百年的沖擊，隋唐時期冠禮文化明顯衰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經提到“冠禮，數百年來人不復行”。到了宋代，主張恢復冠禮。司馬光在《書儀》中專門制定了冠禮儀式，根據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將禮儀加以簡化，對“三加之禮”作了變通：一加巾，再加帽，三加帙頭。男子12歲至20歲，在父母沒有“期以上之喪”的情況下，都可以行冠禮。
清軍入關以來，冠禮陷入了又一次長時間的沉淪。因為清初的“剃發易服”政策，致使漢人的衣冠發式俱毀，摧毀了冠禮的文化土壤。清朝政府允許幼兒保留漢族發式、穿童子服，待到成年還可以行冠禮，只是行禮之日便是剃發之時，冠禮僅殘存了象征意義。
中國青年真正擺脫掉“成年即為被規訓思想的開始”是近百年才發生的事情。“五四運動”是中國青年從“自我約束”走向“自我解放”的重要轉折點。這場發生在一個多世紀前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對思想解放的作用深遠而持久。“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他們抨擊舊式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禮教，提倡西方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念。
“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愛國運動，更是一場對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挑戰，是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與自由的自覺表達。這種新思想的興起，深刻挑戰了傳統封建道德觀念下自己為自己套上等級“枷鎖”的冠禮，從此徹底告別了成年禮的舞臺。新的世界在呼喚新的青年。以當時的代表人物胡適為例，他積極倡導民主、科學、自由的思想，并呼吁中國青年追求自我解放。他喊出的“百年中國，第一次自由”的口號激勵了許多年輕人，引領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變革。他在《論自由》中寫道：“自由是一種個人權利，即每個人有自由地發表其意見之權利。”此時的青年人，真正意識到了自由主義精神，“它希望人類思想、人類文學、人類藝術在其發展的同時，不致受到任何界限之束縛，人類的精神因此可自由地得以發展。”
于是，在自由精神的感召下，魯迅以筆為刀，砍向了中國人千年的精神枷鎖；宋慶齡毅然離家，追隨孫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無數青年人憑著一腔熱血，走出象牙塔、走出家庭，懷著對自由的期待，摘下頭上束縛著自己的冠冕，投身時代的洪流。中國青年從帶上“冠”“笄”到摘下它們，用了兩千年的時間。
“五四精神”不僅激勵著當時的中國青年，也激勵著后來人不斷前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與和平的共同理想。那么，對于今天的青年人來說，什么是“成年”呢？我想，應該就是從自我的思想束縛走向思想解放的那一天吧。
除《商學院》雜志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商學院》雜志立場，未經允許不得轉載。版權所有
歡迎關注平臺微信公眾號
點贊 30
收藏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