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橫跨2000年的開放史
原創 作者：王敬雅 /
發布時間：202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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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敬雅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穿越千年的時光，貿易的帆船從長江之畔駛向浩瀚的海洋，絲綢之路的駝鈴聲響徹歐亞大陸。從漢朝張騫出使西域到唐朝長安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中華大地與外界的聯系愈發緊密。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特有的商品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各地，換回了香料、寶石和異域文化。
唐宋時期，海上貿易蓬勃發展，廣州、泉州等港口成為全球商貿的繁華節點，阿拉伯、印度乃至東非的商人們紛至沓來，見證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明清之際，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崛起和歐洲探險航海的興起，中國更是被卷入了全球貿易的浪潮中，瓷器和茶葉成為世界各國貴族追逐的奢侈品。歷史的年輪見證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開放、包容與自信，構筑了這一古老文明的輝煌篇章。
“絲綢之路”的時代
漢武帝時期，天高地遠的中亞、印度、波斯等地通過絲綢、黃金、香料和馬匹的流動，成為漢朝國土之外的重要貿易伙伴。
漢朝的對外貿易活動在中國歷史畫卷中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拉開了“絲綢之路”的華麗帷幕。漢武帝時期，天高地遠的中亞、印度、波斯等地，不再只是地圖上的模糊邊界，而是通過絲綢、黃金、香料和馬匹的流動，成為漢朝國土之外的重要貿易伙伴。尤其是張騫的“西域之行”，為漢朝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他不僅帶回了奇珍異寶，更帶來了西域廣袤世界的豐富見聞，為漢朝與中亞的定期貿易奠定了基礎。
在漢朝的貿易活動中，絲綢無疑是最閃亮的主角。這一柔滑細膩的織物征服了遙遠的羅馬，貴族們將中國稱作“絲綢之鄉”，而他們無比渴求的絲綢從東亞源源不斷地流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國的目光也鎖定了地中海的玻璃和珊瑚，跨越山海的貿易將東西方緊密相連。
帕提亞帝國作為中介者，一度阻隔了漢朝與羅馬的直接接觸，即便如此，公元166年，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的使節仍然不辭艱辛，帶著象牙、犀角等異域珍品漂洋過海，踏上了東漢的土地，成就了東西方文化的一次碰撞與交融。
在魏晉大動亂時期結束之后，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貿易繁榮的時期，其對外貿易活動在當時的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安史之亂”爆發的前幾十年間，唐朝的國際化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唐朝首都長安是當時全球最繁華、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擁有近200萬賦稅人口，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移民和朝圣者，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中心。
陸路貿易主要通過“絲綢之路”來實現，唐朝與中亞、波斯、阿拉伯等地區的商人往來頻繁，各國商人帶來各自的商品，也自然而然傳播了各自國家的宗教、語言和風俗，例如波斯的香料、撒馬爾罕的寶石、印度的織物和佛教文物逐漸進入中國，唐朝對這些外來文化和商品的接納使其社會更加多樣化。同時，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商品也遠銷至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吐魯番、敦煌等絲路要地成為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聚集點，外來商人在這些城市中進行貿易活動。
唐朝時期的海上貿易也得到快速發展，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廣州集聚了來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爪哇等地的商人，形成了一個多元文化的商貿中心。唐朝政府還在海上建立了商船局，以嚴格管理進出口貿易，維護政府對貴重商品的壟斷，并通過征收關稅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隨著唐朝造船技術的提升，中國船只的航行范圍大大擴展，甚至有文物證據顯示，唐朝的商品可能遠銷至非洲東部和美洲。在國際貿易的刺激下，唐朝逐漸吸收了大量的外來元素，如椅子、馬球、異國舞蹈和音樂等，這些外來文化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反映了唐朝開放與包容的社會氛圍。唐朝的對外貿易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奠定了中國在當時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日益發展的海外市場
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的逐漸形成和其海外殖民的發展，中國被卷入新的貿易浪潮當中。
宋朝的海外貿易繁榮昌盛，堪稱中國歷史上對外交流最活躍的時期之一。自1127年南宋立國后，宋朝經濟重心南移，海上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宋朝的造船業、導航技術以及對外貿易政策的進步，使得它成為當時東亞海域的霸主，主導著從東南亞到中東的廣泛貿易網絡。
宋代的船只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遠洋船舶，近百米長的舢板能容納千余人和大量貨物。宋朝的造船技術部分借鑒了阿拉伯人的設計，同時融合了中國獨有的工藝，使商船航程遠、速度快、載貨量大。考古發現的商船“南海一號”是一艘保存完好的南宋時期沉船，距今已有800多年，船上裝載了大量精美的瓷器、銅器、漆器等貨物，展示了宋代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
宋朝的對外貿易不僅依賴先進的技術，還得益于積極的貿易政策。宋朝政府十分重視海外商貿，把國際貿易視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宋朝甚至會為來華的外國商人提供豐盛的宴席，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開放態度。宋朝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港口管理體系，比如設立市舶司來監督進出口事務，嚴格征收關稅并確保貿易有序進行。外國船只在中國港口也能獲得保護，避免被地方官員騷擾和敲詐，種種舉措吸引了更多的外國商人前來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政府對奢侈品貿易實行嚴格管控，一些珍貴的商品如象牙、犀牛角等由政府壟斷，個人無法私下買賣。為了防止武器流出，中國禁止鐵等戰略物資出口。但非法貿易依然盛行，海盜和走私在東南亞和南中國海的海域里屢見不鮮，很多走私商人為了高額利潤，甘愿冒險進行非法交易。
宋朝的海外貿易不僅包含商品的交換，更有文化與技術的交融。宋朝的學者們積極吸收來自阿拉伯和印度的航海知識，擴展了中國的航海地圖，并記錄了許多新發現的島嶼和洋流信息。這些文獻為后來者提供了寶貴的航海經驗，也促進了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進入16世紀，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的逐漸形成和海外殖民的發展，中國被卷入新的貿易浪潮當中。15世紀至17世紀，歐洲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活動展現了極為復雜而獨特的特征。這一時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列強紛紛進入東方，試圖通過貿易獲取珍貴的中國商品，尤以瓷器為主。以瓷器為核心的國家貿易，不僅橫跨亞洲大陸，還遠涉美洲與歐洲，形成了一個繁榮的全球貿易網絡。
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在中國澳門的居住權，因為初期貿易并未得到官方許可，所以葡萄牙人通過與中國商人的私下交易，持續擴大中國瓷器的出口。澳門成為連接中國與東南亞以及歐洲的貿易中轉站，葡萄牙人將中國瓷器運至日本，換取白銀，再回到澳門將貿易擴展至歐洲。這一事件表明，中國已經被卷入全球貿易體系當中。
西班牙人緊隨其后也加入了這一競爭。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賓的馬尼拉建立了貿易站點，并開辟了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航線。通過這條航線，西班牙商人不僅從中國獲取瓷器，還將其帶往美洲，這為全球貿易增添了新的市場維度，但其未能直接與中國建立官方貿易聯系。
荷蘭人通過1602年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在中國貿易中占據一席之地。他們雖無法像葡萄牙那樣在中國沿海擁有穩定的據點，但憑借巴達維亞（今稱雅加達）和臺灣的熱蘭遮城，他們穩固了與中國商人的聯系，并通過走私和間接貿易持續獲取中國商品。荷蘭人一步步將葡萄牙人擠出亞洲的主要市場，逐漸成為17世紀中后期東南亞地區貿易活動的主導力量。
融入世界潮流的嘗試與歷史經驗
外銷瓷在器型上做了符合西方人習慣的改變，魚碗、帶淺碟的腌菜瓷具、甜品杯、細頸瓶、潔具、茶托、茶葉罐、雙耳蓋碗、托盤等西洋餐具應運而生。
康熙二十三年（1758年），隨著臺灣收復，清政府調整了海禁政策：“差巡海大人弛各處海禁，通市貿易。”海上貿易迅速恢復，呈現出興盛景象，“江海風清，梯航云集，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海禁解除之后，清政府于上海、寧波、廈門和廣州四地設立海關，鼓勵中外通商往來，后又成立公行以保障貿易和稅收。雖然后來因西南、東南時局影響，海關反復關停，但清代皇帝明確其重要性。雍正皇帝就曾諭粵海關：“國家之設關，所以通商而非禁商，所便民而非病民也。”
明代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鎮更為繁榮。18世紀來華的殷弘緒神父（Pere d’Entrecolles）在信中描述了這一繁榮景象：“三千座瓷窯一年不停地燒著，夜晚時，這個地方就好像著火了一樣通紅透亮。這個城鎮沒有圍墻，可以任意延伸和擴展，并且簡化了將原材料從船上運到工廠的過程。據說這里有一萬八千戶生產瓷器的家庭，整個人口有一百萬。”
外銷瓷在器型上做了符合西方人習慣的改變，魚碗、帶淺碟的腌菜瓷具、甜品杯、細頸瓶、潔具、茶托、茶葉罐、雙耳蓋碗、托盤等西洋餐具應運而生。17世紀初，只有荷蘭人會送來一個或兩個木制的模型，之后幾乎所有跟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都會送來各種各樣的模型，如啤酒杯、瓷渣、燒杯、高底座帶柄花瓶、水壺等。17世紀中期以后，歐洲飲茶風尚興起，茶具需求劇增，為此，中國瓷匠制造出符合歐洲消費習慣的帶柄茶杯。
除了器型變化，中國瓷器在紋飾上也做了大量嘗試性的改造。一些中國傳統繪畫題材在歐洲得到認可，如懷抱童子觀音形象。運往歐洲的中國觀音像會帶有西方特點，例如頭發長到拖地，站在裝飾華麗的底座而非蓮花座上。更多的改進迎合了西方的審美旨趣，中國瓷器制作家從歐洲的銀器、錫器和印刷品上獲得靈感，創造了神話、圣經、海洋、打獵和運動場景、政治和共濟會徽章等題材的圖案。以速度和體積小巧而聞名的“塞倫友誼”（the Friendship of Salem）號商船激發了中國瓷器畫工對“河南街”（Street of Honan）的創作，這也是西方透視畫法首次對中國瓷繪風格產生重大影響。
為了適應外銷需求，有時景德鎮只出品燒成的白瓷，之后將之運到廣州，廣州瓷匠在外國人的監督下繪制圖案，并在當地隔焰窯中燒制瓷器，最終形成著名的廣彩瓷?？滴鯐r期還出現了琺瑯瓷，因用色鮮艷，制法獨特，尤其適合繪制西洋場景，也是外銷瓷中相當暢銷的品類?，m瑯瓷的彩料從歐洲進口，在中國加以燒制，再返銷歐洲，其創作體現了中國工藝的匠心。
除了外銷瓷器，很多中國藝術品在海外也相當盛行，如美籍荷蘭商人兼荷蘭1794年使節團副團長離華返國時帶走1800多幅畫。據說，到18世紀晚期，如果外國商人不在限定區域內的主要購物街（New China Street）購買喜歡的瓷器、漆器、扇子以及水彩畫，他們的“廣州之行”是不完整的。廣州外銷畫除了賣給來華的外國人，更遠銷海外。
清前期中國與海外的貿易量未有明確數量，但來往信件和商館文件可以反映出瓷器運輸的大概情況。僅就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每年運輸幾萬件瓷器是很正常的。從1731年阿姆斯特丹下達的一張訂貨單可以看到，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求購買的各種中國瓷器約50000～60000盾(荷蘭王國的貨幣單位，1盾等于 100美分)。
清代前期只有順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實行較嚴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實行部分地區海禁，總計不過39年，其余157年基本開放海外貿易。即使禁海期間，也沒有完全斷絕與外國的貿易往來，但清朝政府對中國商民出海貿易有嚴格的管理措施，如要求出海商民登記、取具保結、領取船引（票、照）和腰牌，注明船只丈尺、客商姓名、在船之人年貌、籍貫和出海情由、所載貨物、往某處貿易、往返日期等，要求已出洋的商船商民按期返回，對未能及時回國者施加懲罰或限制歸國。這些嚴格的貿易限制很難適應世界浪潮的發展，中國逐漸被拖入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當中，成為被殖民、被迫害的對象。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開放的中國才能走在世界的前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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