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如果要尋求生態問題的解決方式，無疑要先回答一個問題：“生態問題是不是一個現代化問題？”現代化進程中的工業化，加速了化石能源使用、礦產開采和森林砍伐，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激增、生物多樣性喪失及資源枯竭。城市擴張侵占自然棲息地，破壞生態系統完整性。現代化社會推崇的消費模式催生了過度包裝、電子垃圾和塑料污染。現代化并非生態問題的唯一根源，但確實通過技術、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革放大了其發生規模與速度。

同時，現代化也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工具與理念。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化，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框架正成為衡量現代化質量的新標尺。ESG不僅重新定義了企業價值，將生態保護、社會責任與治理效能納入核心考量，更折射出現代化發展的轉型特點：從單一的經濟效率轉向人類文明的延續性。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生態的失衡開端于何時，它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是怎樣的？

中國自古為農業大國，但地理稟賦著實一般，中國雖然地域遼闊，但地貌類型多樣，分布錯綜復雜。山地、高原、盆地和丘陵約占全國總面積的88%，平原面積不到12%。山地與平原相比，宜耕性差，生態系統非常脆弱，受全球環境變化影響較大，人類的不當利用極易導致水土流失和資源破壞。目前，山區耕地面積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0%，農耕并無優勢，人們往往需要精耕細作才能維持生計。

既然中國是農業大國，在古代基本就是“看天吃飯”。中國災害史研究的開拓者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中，分時期統計了我國各類災害的年次，其數據經常被后來學者引用。“我國歷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湯十八年）至紀元1937年止，計3703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約每6個月便有一次災荒。”這并不全面的統計確實也可以得出這3000多年間“幾乎無年無災，也幾乎無年不荒”。

當自然災害造成危害后，國家通過防災抗災的科技措施來應對災荒，并組織社會各界力量參與災荒救治。古代中國開展災前的倉儲備荒和水利建設，推行災中抗旱保墑、抗洪治水、除治病蟲害等措施，重建災后生產生活秩序，同時對風、雪、水、雹等多種災害不斷進行防災減災方面的技術改進，建設了一套體系完備的“荒政制度”。荒政制度由倉儲建設以及勘災、定損、蠲緩、安輯等各項工作組成，通過多種措施之間的相互配合，有序進行防災抗災。

皇帝和臣民視自然災害為國家大事，并以此發展出了自然災害的“天譴說”。《左傳·僖公十三年》中講述秦晉泛舟之役時，論及天災與國家的關系問題：“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漢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據此發揮，提出了天災成因的國家學說：“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災害和古代國家政權的關系不僅是出于“天人感應”說的臆想，而且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古代自然災害發生之后，本就處在社會底層的自耕農、佃農等農民階層面對禾稼毀壞，日常生計難以為繼，導致破產成為流民，或賣兒鬻女，或餓殍載道，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況。災民群體的生計困境成為中國歷史上長期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一旦出現跨州連縣的災荒事件，災民群體便可能蜂擁而起，直接沖擊地方社會并進一步加重災情，例如西漢末年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元末紅巾軍起義、明末李自成起義及清末太平天國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自然災害引發饑荒，進而造成社會動蕩，災民群體匯聚為足以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社會力量。自然災害與中國古代王朝更替雖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卻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在災荒期間，會出現帝王祈禱弭災的國事盛典，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遠古至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百姓普遍陷入生計困局，祈禱弭災是紓解民生和應對災害的主要措施之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與自然災害伴生的國家，而且災害以各種形式被嵌入國家政治當中。災害不僅是自然挑戰，更被納入“天人感應”的政治敘事：帝王常以罪己詔回應天災，借祭祀重塑權威。人民在與天災抗爭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出一套生存的智慧。

盡管古代中國災害頻發，但在這片土地上仍然孕育出了絢麗璀璨的古代文明。自然災害對古代中國而言既是威脅，也是催化劑。它迫使社會不斷調整治理模式、提升技術水平、強化文化認同，這種“在危機中成長”的模式，最終塑造了一個以韌性、協作和創新為特質的文明體系。

在自然災害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古代中國人民在兩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發展。一是形成了一種凝聚性和調動能力極強的國家組織。頻繁的自然災害催生了中國古代中央集權體制的形成。跨區域治水、賑災等公共事務需要統一調度全國資源，推動秦朝建立郡縣制強化中央管控，并集中人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至漢代更發展出制度化的災害應對體系，如設置常平倉平抑糧價，構建起從地方到中央的賑濟系統，使龐大王朝能在災后快速恢復社會秩序與經濟生產。

二是發展出了提高生產能力的實用技術。為應對自然災害，古代中國發展出先進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鄭國渠；抗旱抗澇的耕作技術，如壟作法、輪作制。這些技術不僅緩解了災害帶來的影響，還推動了生產力的提升。此外，古代中國建立了早期的氣象觀測和災害記錄體系，積累了大量應對經驗。明朝初期甚至還出現了植物學奇書《救荒本草》，鑒別出可以充饑的植物，繪出圖譜。此書詳細而準確地記載了植物的名稱、別名、產地、分布、特征、可食部分以及烹調食法等等。當時的知識精英將注意力集中于災害應對，在農業著述中，以減災技術為中心的應對措施比比皆是，如漢代《氾勝之書》中總結的禾黍防霜防露法：“植禾，夏至后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谷不傷矣。”北魏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中記載了抗旱保墑耕作技術：“詢之老成，驗之行事。”這些技術和方法都具有相當的進步性。

當然，除了中華文明自身的適應性，中國古代的經濟形態也是我國在頻發的自然災害中可以前行的原因。

前現代農業生產依賴土地與自然循環，技術革新緩慢，如鐵器普及后千年未再有突破，耕地擴張受制于地理條件。這種“低速增長”客觀上限制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索取，例如宋元時期山地的梯田開始被廣泛開發，但限于工具水平，開發規模仍屬有限，且通過輪作、休耕維持地力，避免了土地退化。即便遭遇災害，受損的農田因未透支生態承載力，數年內可通過自然淤肥或人工修復恢復生產。

農業生產力上限也導致中國人口增長受“馬爾薩斯陷阱”制約，從漢代至清代，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極低，加之戰亂饑饉時常發生，人口增長速度遠低于工業革命后的水平。緩慢的人口增速降低了資源競爭壓力，加上中國地大物博，災害后的剩余資源足以支撐幸存者重建，例如明末的華北旱災，導致千萬人死亡，耕地雖然減產，但形成了一種次生的穩定形態，所以并未引發持續性生態崩潰。

此外，傳統農業中的水、旱、風、蟲等災害多具空間局部性和時間周期性，某一種災害不會長時間作用于同一地區。洪水退去后遺留的淤泥可增肥土地，干旱后的休耕期則有助于土壤恢復。所以，對比工業污染，如重金屬殘留需數百年才能降解，農業災害的物理破壞更易通過人力干預得到逆轉。明代科學家徐光啟所作的《農政全書》中就記載了“災后補種法”，即利用短周期作物在災后3個月內實現再生產，最大程度縮短自然災害造成的生產損失。

轉折出現在清朝末年，具體說是嘉道以后（嘉慶和道光兩個年號之后的時間段，即19世紀以后）。如前所述，環境的自我修復需要兩個前提：第一是沒有恢復周期較長或是不可逆的環境破壞；二是人口處于環境的承載能力之內。但這兩個前提在19世紀之后，都逐漸被打破。

在快速增長的人口面前，平原地區很快被開發殆盡，大批無地農民流入原先人跡罕至的山區伐林墾山。玉米等雜糧作物適于山地種植，有力促進了墾山開荒活動，但種植玉米等雜糧刨土深，最易造成山地土質疏松、植被遭殃。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原所長葛全勝在《中國歷朝氣候變化》一書中的統計：清初，全國森林覆蓋率約為21%，主要分布在廣大山地、丘陵地區，而到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毀林開墾等活動使得全國森林覆蓋率至少下降了5個百分點，祁連山區、秦巴山區、江南丘陵地區和南嶺地區等原先主要森林分布區的下降則更為劇烈。

此外，大量以填湖圍墾為主的與水爭田活動，對水域系統也造成了大范圍的破壞。清代，圍墾之舉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變本加厲的趨勢，尤以江漢湖區、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及太湖地區為甚。據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清代官員馬慧裕的報告：“查湖南瀕湖十州縣，共官圍百五十五，民圍二百九十八，刨毀私圍六十七，存留私圍九十一。”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江南地區，自明末奇荒打擊下恢復元氣之后，百余年間未遇大災，始終是全國經濟中心。然進入嘉道時期，江南地區卻連遇重災襲擊。嘉慶九年（公元1804年）夏，江南大水成災，蘇南多有全荒無收之處，浙北16州縣衛額田（明代衛所制度下分配給軍戶的田地）平均收成僅二分有余，糧價飛漲，民力維艱。

顯然，這種生態常態性的破壞，已經不是傳統國家的治理邏輯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現代化的治理模式加以疏導，但清代統治者無法意識到這一點。非但如此，他們還延續著一些環境治理中遺留的“惡習”，例如治水過程中的“以鄰為壑”。明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在洪澤湖東岸筑高家堰，以捍御淮水東侵，此后洪澤湖逐漸向北和西擴展。萬歷年間，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潘季馴為綜合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匯地區的水患問題，對高家堰進行全面延伸、增高、培厚，同時將原有的土堤改為石砌堤堰，抬高洪澤湖水位，逼淮水盡出清口，實現其“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的治水方略。潘季馴的治河策略在清代被繼承，高家堰不斷被延長、加高、加固。高家堰壅高洪澤湖水位，在擋住淮水東流的同時，卻增大了地勢低洼的里下河地區的洪澇風險。洪澤湖成為地上懸湖，周邊生態環境受到極大影響。明代時人們已經意識到高家堰的增高會導致水位上漲，影響到明祖陵，所以在湖東南建有一些減水石閘。清代沒有淹沒明祖陵的顧慮，高家堰不斷增高，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泗州城終于遭受沒頂之災。歷史學家馬俊亞就批評高家堰的修筑，認為其使淮北成為被犧牲的“局部”。此外，明清政府為保護漕運，讓淮河超負荷地承擔著“蓄清刷黃”“濟運保漕”的國家大政，結果曾經槽深、水清、利航的淮河竟成為淤積變形、失去下游和入海水道的“扁擔河”。

清末現代化進程帶來的環境問題和傳統治理模式之間的脫節，成為嘉道時期秘密宗教盛行不衰、“匪”患叢生、社會動亂不斷的社會根源，大量人口因環境惡化導致的災荒、瘟疫被迫成為社會流民，有的人因為無助和恐慌被秘密宗教影響成為“教民”，有的人在環境資源的爭奪中流為“盜匪”。這種治理脫節造成的社會混亂和民生凋敝一直延續到新中國建立之初，隨著國家治理走上正軌，自然災害所帶來的民生困苦才得到了徹底紓解。但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又以更加復雜的形態出現在我們面前。上一次環境問題和治理的錯位造成的痛苦猶在眼前，那么在這次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中，我們必須認真籌措，以制度創新扭轉“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系統性的解決方案。